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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农村土地必须私有化

发布时间:2019-06-07 2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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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土地私产权就没有农民的福祗

中共执政后,先是通过合作社运动、继而通过人民公社运动强行占有了农民的土地,并以户籍制隔离城市和农村,致使农民成为公有制的受害群体。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也仅仅是把土地使用权下放给农民,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还产于民。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保障农民权利的角度讲,还是从土地制度的经济效益的角度讲,以保护私有产权为中心的产权制度改革,重要的方面之一应该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迅猛发展的房地产行业,更关系到的弱势群体——农民——的福祗。没有土地的私有化,中国的产权改革将是残缺的,也很容易走向对“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不公正分配的保护,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事实上,对广大农民而言,现在的土地承包制只是一种“半吊子”产权改革,农用地产权的集体性质是一滩混水,很难加以清晰的界定。换言之,中国的土地仍然是公有的,个体农民在实际上没有任何资产,政府租给他们土地,他们的收入只是在土地上付出劳力的收益,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地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并无实质区别。只不过,过去的雇主是一个地主阶层,雇农在数量上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哪怕是大部分),而现在的雇主是国家是政府,雇农是全体农民。中共政权对农民剥夺的整体性,在性质的野蛮和恶劣上远甚于1949年之前的任何政权。

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承包制而言,即便抛开权利剥夺而仅就土地的产出效益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农民从现存土地制度中的受益已经开始下降,整个90年代更呈现每况愈下的局面,农民问题的愈演愈烈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权利的残缺,特别是土地产权和政治权利的残缺,无法满足农民的权利保障和社会保障的迫切要求,也谈不上提高农业竞争力和促进农村现代化。

虽然,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给了农户,使原来虚置的“集体”权利得到了部分界定,去年又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中共仍然片面地强调了土地使用权的家庭承包制的稳定性,而整体上的产权却依旧处在含糊不清的状态之中,不仅农用地和宅基地的审批权仍然在乡政府手中,而且所谓“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承包制三原则,也是浑沌一片,很难分清什幺是集体的,“够”的标准就更有伸缩性。所谓“交够”和“留够”,实际上是可以无限伸缩的公共飞地,基层政权及其权贵们强制征收的各类摊派,就来自这一说不清的两“够”公共飞地,致使农民“剩给自己的”的部分,也随着两“够”的巨大伸缩而伸缩,很难得到稳定的保护和成长。在两“够”和“剩给自己的”之间的分配,其总的趋势是两“够”日益膨胀,而“剩给自己的”日益萎缩。朱镕基主持的费改税的一揽子方案,温家宝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的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虽然可以暂时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从长远收益的角度看,仍然无法解决土地产权模糊状态下的农民利益受损。在朱镕基时代的农村,种地赔钱而不种地罚款,进程打工的农民又要两头付费(给所在村庄交费和给打工的城市付费),对农民权益造成了的伤害愈演愈烈。温内阁上台后,税费的大幅度下降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虽然使农民工回老家种地的现象开始升温,但由土地产权的模糊,引发出大量的农户与村委会、乡镇政府之间的土地纠纷,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共高层又批准在一些试点“土地纠纷仲裁办法”,但是,只要仍然坚持国有土地产权的制度,农村的土地问题和农民的权利保障问题皆无法解决。

二土地开发中的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在土地国有的产权状态下,对农民更大的不公来自农用地开发。至今,国家法律仍然不允许农村土地的公开自由买卖,只要进行土地交易,必须经由政府垄断这一关,即政府要把下放的使用权收回——农地征用。政府可以根据发展规划,通过行政审批程序,将农地征用为工商业或城市发展的用地,而“征用”的实质是土地产权的国家垄断,政府有权强制性地化“民土”为“公土”,说白了就是农民土地的“充公或没收”。

在当下中国,征用农用地会给村集体以适当的补偿,但是,这种补偿极不公平,一是数量有限,二是有限补偿中的大头在村集体的名义下被基层权贵们瓜分,“卖地致富”已经成为农村基层权贵们暴富的捷径。土地开发中的农用地转为工商用地之后,其市值飚升数倍甚至百倍,但是这上涨的市值却要“归公”,也就是在工业及商业的开发中,承包制下的“民土”再次变成“国土”,既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应得权益,又非常不利于土地交易的公平和效益。实际上,土地由民用转为公用之时,集体所有权便转化为基层权贵的实际支配权。土地流转的含金量越高,农民从土地的非农用收益中得到的份额就越少,其收益的大头也就落入各级政府部门和少数权贵的手中。近些年,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收益而经常与村干部、与基层政权发生激烈冲突。

比如,1998年,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富昌乡大祝泽村村民因卖地问题与乡党委书记李洪刚和村支部书记杨所有发生冲突:李洪刚在村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重新登记承包地为名欺骗村民,强行收回土地,再私自将基本农田685.74亩转卖给河北农大,致使该片农用地基本绝收,全村的1700多亩农田也大面积欠收。河北农大拨付了2000万元安置补偿费,但这笔巨款却被李洪刚等人私自挪用。2700位村民没有土地耕种,补偿款也没有,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村民们自发到村委会要求看卖地合同,遭到拒绝。村民们提出质疑,村支书杨所有置之不理。愤怒的村民便阻止河北农大对农用地施工。李、杨二人便带领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共200多人,开着警车进村。他们头戴钢盔,手握警棍和手铐,企图强行施工。全村人闻知后,全部自愿聚集在施工处,抗议非法占用土地!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挥舞警棍冲进人群,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大打出手,打伤三人,摔伤70多岁老人陈大雨,甚至连残疾人朝迎春都不放过。,为驱赶村民,动用拖拉机冲撞村民,致使1人残废且不治而亡,8人重伤,40余人轻伤住院治疗,并抓走村民代表刘喜爱和牛明华二人。事后还阻止媒体的采访和报道。

2000年5月中旬,海南省乐东县抱由镇建管区道日村的村民和镇政府发生冲突,起因是副镇长吉廷荣来到道日村下令召开村民大会,宣布将该村200多亩的坡地承包给他人,限期要求村民把地里现有的甘蔗、芭蕉、芒果、豆角等拔掉。村民们拒不执行,吉廷荣恼羞成怒,宣称自己要带人开拖拉机推地。村民吉训福实在气不过,在会场上硬着头皮对副镇长吉廷荣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再把这块地让别人来承包,我们村民吃什幺?子孙后代怎幺活?”吉廷荣当即指着吉训福的鼻子说:“你行,你够狠!看我以后怎幺收拾你。”说完与随行人员气哼哼地走了。之后不久,吉廷荣就带人持枪返回村里,以整治治安和打击村霸为由企图逮捕吉训福,吉训福不服,与之发生肢体冲突,他的亲属和几十位村民赶来援救,副镇长居然下令开枪,当众将吉训福打死。

2001年,先后有浙江某乡三万多农民起诉乡政府征地的行政行为不合法;四川某县150户农民也因征地而起诉县政府。同年11月8日,湖北还发生了农民和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动用2000多名武警、近千名警察,镇压民众的示威请愿,数千名东西湖农场的工人和该区的农民手持木棍和农用工具,同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展开了一场保卫家园、保卫土地的斗争。冲突起因于东西湖区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不顾国土资源部禁止开发农用地的规定,多次强行动迁武汉市东西湖区一块富饶的农用地。这块地东起张公堤,西至107国道1175公里处,南至汉水边,北抵马岗北路,面积20平方公里。武汉市强行占领这片土地的借口是“建设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区”。政府强行赶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民,而给予农民的补偿仅仅为每亩土地120元!在这次反抗中,武汉市政府采取暴力镇压手段,农民以锄头棍棒对抗军警,冲突中,数百名农民被抓走,几十名农民受重伤。被抓的农民至今仍未释放。农民们已经推出自己的代表和武汉市政府谈判,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抗争,他们失去了家园,已经无路可走,准备和武汉市政府大干一场。

从2003年3月到2004年10月,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三岔湾村的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财产,也为了获得公正的补偿,与榆林市政府的强制开发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维权抗争;而榆林市市政府高举着“收回国有土地”的尚方宝剑,依仗着手中握有的行政权力和镇压机器,对农民的土地进行非法征用,在遭遇农民的合法抵制之后,自2003年3月强行夺地以来,该市政府居然“执法违法”,近乎疯狂地开动镇压机器,先后五次出动大量警察对徒手维权的农民进行公开镇压,少则出动400名警察,多则出动3000名警察,前后抓捕维权农民近百人次,并向徒手村民开枪,致使5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27人。

然而,三岔湾村民并没有屈服,一方面,他们为了对抗政府的野蛮镇压而团结起来,自今年5月底到10月4日,该村2000多名青壮年农民24小时坚守在村部大院,过着原始的集体性的共产主义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以三岔湾村全体3600多村民及周边村庄15000多名村民的名义,在10月4日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出《紧急呼吁书》。

以上实例,仅是由土地产权而引发的官民冲突之冰山一角,因土地产权不清而导致的“新权贵圈地运动”,不仅使农民权益严重受损,而且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祸患之一。所以,为了减少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官方开始允许某些农村进行自发的土地私有化试验,通过对集体资产的股份制重组,使集体资产中的一部分量化到个人,使原来虚置的集体产权实现部分的人格化占有,即对农民的土地权属及其收益做了物权性质的界定。比如,济南市槐荫区前屯居进行此类产权改革仅仅半年,农民们就已经从中获得红利,每个成年居民平均分得2447.5元,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分得此数的一半。村民们大都认同这种自发的产权改革试验,他们说:“以前,只看到年年卖地,收益去了哪里却不知道;第二次土改,让我们真正成了集体的主人。”政府有关研究机构还专门组织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村居改革——槐荫模式理论研讨会”,经济学家们说:这是土地联产承包制以来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

三治标不治本的“亲民路线”

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严重,中国政府也经常高喊加大农业投入、调整农村的分配关系和保护农民权益,但是农民的利益却在这种保护中日益萎缩,原因何在?就在于政府没有现代的政治理性,拒绝农民的财产权和政治参与权,农民缺少与基层政府讨价还价的合法的权利和渠道,也就自然缺少与基层权贵们竞争的资本,所以,在政府的非理性压榨和权贵们的贪婪盘剥的面前,农民在忍无可忍之时,也只能做出本能的自保反应,在群体的和平请愿仍然无法解决问题之后,很容易酿成双方的暴力冲突,而那些更脆弱的个体则陷于绝望,只能选择自杀(据统计:中国人自杀的数量为世界之,而农民自杀的数量又是国人自杀之)。

尽管中共十六大之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及其常委会,意识到社会不公问题的严重性,把关怀弱势群体和保护农民的声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喊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是全面的真正的小康”的响亮口号。作为胡温“亲民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加大了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也先后出台了一些旨在改善农村的政策环境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具体措施。如十六大后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触及了多年不敢或不愿触及的基本制度问题,被御用智囊们称为“四新”:新班子、新阶段、新思路、新要求。之后,胡温体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的政策:1,以孙志刚事件为诱因,温内阁迅速做出废除“收容遣送”的决定,使这一实行了四十多年的“身分歧视”制度寿终正寝。与此同时,加快在全国范围内的户籍制改革,旨在消除分隔城乡的制度壁垒。2,在改善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放松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及政策的限制;逐年减少农村税费、争取五年后完全取消农村税费;3,严令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官方媒体甚至喊出了善待民工的口号。4,基层政权体制改革方面,开始酝酿在5至7年内完成撤消乡镇一级政府的结构重组方案;废除基层选举由上级组织提名候选人的制度,而一律改由选民直接提名候选人的“海选”。5,保障农民权利方面,今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将过去笼统而抽象的农村民主权利具体化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同时,为了缓解由农村土地纠纷而导致的官民对立,也为了缓解农民上访潮的压力,开始在一些地方试验“土地纠纷仲裁”,并正在准备有关土地仲裁的立法。

农民能否从这些措施落实的真正获益,不仅检验着胡温体制“亲民路线”的诚意,而且是对其施政能力的严峻考验。因为,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实际落实,必将在使农民获益的同时损害到“吃农民”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自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的阻力决不可小视(比如,就在前不久,河北和福建两地的农民维权,先后发起万人签名,要求罢免昏官贪官。维权代表遭到当地专政机关的追捕,帮助这些农民的、律师、学者等人,也受到地方政权的巨大压力)。征诸于中共的统治史,对政权善待农民的任何乐观预测皆有可能变成悲观的结论,特别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如果没有体制上的实质改革相配合,大都要在体制性的窒息之下,渐燃渐息,乃至终成死灰。

也就是说,胡温体制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仍然停留在传统方式上,只有政府对农民权益的自上而下的恩赐性政策性保护,而没有高于政府权力的法治保护,即没有基础制度为农民提供依法自我保护的权利。政府自上而下对农民实施的政策性保护,只是父母官的恩赐性的权宜之计,而根本的长远保护则应该是农民具有进行自我保护的法定权利。所以,必须把政府保护还原为农民的自我保护,把父母官的人治恩赐还原为独立个体的法定权利,保护才能真正生效。首先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应得权益,其次是为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再次为了加快农村现代化,必须尽快实行土地私有化,把本来就属于农民的权利和土地还给农民,使拥有私人土地的农民成为权利上的有产者,从而成为国家的真正的股东和雇主——主人。相应地,政府及其官员也才能真正变成代理者和公仆。也就是让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成真正的雇主与雇员、主人与公仆的关系。

农民权益保护的千头万绪,皆要从把农民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还给农民。

(文化责编:小飛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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